我认为最高法的裁定不仅合理，存留了生命，而且对公众的理性讨论，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就是说，你得给底层人，有了同等能力以后，第一个是教育，第二个是在这个社会上想干什么都可以干得成，上升通道，这两个制度在这个社会是最重要的。另外一个，政府的职能是什么，中央的是中央的，地方的是地方的，政府的是政府的，市场的就是市场的，社会组织的就是社会组织的，职能要界清，不能政府什么都管。

另一块，不可否认的一块，政府的收入占的比重是扩大的。分下来，自己跟自己比当然都增长了。五环改革归纳为20个字：经济转型，政治变革，社会共生，文化交融，天人合一。常修泽：所以政府改革是第一。剩下的是税收的问题，比如说，大量的税收都是冲着小民营企业去，冲着制造业去，而不是从收房产税、财产税、遗产税，所以，对财富的积累，对财富的实力的阶层，比如说，以后农民进城以后都是租房子，农民工现在两亿多，未来城里人1/10的人有好几套房子，很可能最后形成一种局面，农民有可能每个月把50%一60%的收入交房租，在城市里面形成两个阶层导致两极分化。

主持人：所以您刚才说到鼓励创业创新的机制很重要。第五，环境体制改革，我特别强调这一点，这里一个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乃至更下一代人的关系。过去这些年，发改委对养猪农民、生猪物流、猪肉价格等进行干预，包括补贴扶持，使这些年的猪肉价格大涨大跌，涨跌幅度被放大了很多。

一旦猪肉价格涨了很多，他们就会鼓励农民去多养猪，给他们各种帮助。尽管现在看起来，把私有制看成是万恶之源是错误的，是得不到人类社会实际经验支持的。最好是把剩下的国企股权都由现在的国资委持有，把国资委改成国民权益基金管理公司，同时把这些国民权益基金的股权均分给13亿公民，而不是让有的公民多分另一些少分。比如他们会说把土地私有化，那农民把地卖掉了，他们以后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了怎么办？靠什么来养活？ 实际上这个说法站不住脚。

那么，从机构改革的角度看，您有什么建议？陈志武：在朱镕基做总理的时候，政府精兵简政，政府从经济领域退出，国有企业民营化等，这些在朱镕基时代做的非常多。财政危机、金融危机会因为政治改革、国企改革的迟到而升得很快。

未来几个月很关键，很多房地产信托产品面对偿还压力，那时候有多少房地产公司能挺得过去？这是决定未来几个月房价到底是跌很多还是不怎么跌的关键因素。尤其是重庆的唱红打黑，进一步告诉我们，以往的误导性意识形态在中国社会还是非常根深蒂固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政治改革没有到位，征税权没有得到制约，导致了国富民穷局面恶化，这是宪政问题。在他们享受的待遇和收入已足够高的前提下，还要在国企股权民有化时额外给多分，这不公平。

假如你从张三手里买了60年的田面权即土地使用权，你种田每年给他交地租，如果什么时候你发现进城办杂货店更赚钱的话，你可以考虑把已经租过来的、还有50年的田面使用权卖给李四，而李四今后不想种田的时候，可以把田面权卖给王五，等等。陈志武：西欧、美国、东欧、拉美国家在八十年代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改革，大致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当他们的权益受到侵犯，要能到法院起诉这些上市公司和市场操纵者。这个问题不只是发改委的，其他部委也如此。

那些人以这个理由支持国有企业发展，是很错误的。而实际上，它应该和法院、人大形成互动，由人大来制定法律的。

这些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印象中没有一次就证券监管进行公开听证、问责的，人们对法院的期望也已经不再。以前我们都说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要取消私有制。

但是我们知道，中国司法体系在过去二十年没有真正发挥它应该发挥的作用，连集体诉讼都不容许。我们有责任向社会说明，如果不进行这些改革，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前景会怎样，以及国有经济对法治建设的妨碍作用。我知道许多人总喜欢说中国不一样，短期看可能如此，但经济规律哪里都一样，而且每个国家在泡沫发生时都说他们跟别国不一样这本来是我国现有法律明文规定的制度，但是事实上绝大部分地方都没有很好地执行，现在广东乌坎树立了一个好的范例，也有可能减少今后推广的阻力。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当前许多经济学家甚至全国人民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1990年12月和1991年2月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以后，从1991年年中到1992年年中，中国的党政领导人到经济学家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认真探索，最后在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上确立了中国改革的目标，这就是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市场经济体系。

后来，由于1988年经济波动和1989年的政治波动，对于中国应当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发生了分歧的意见。对于经济改革总体规划的讨论，大体上涉及三个领域：一个是私用品领域，即竞争性领域，包括市场开放、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农地改革、金融改革等项目。

改革停顿不前，市场秩序混乱，权力干预加强使得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得到扩大，于是腐败愈演愈烈，即便用严刑峻法也难以禁止，同时贫富差也愈拉愈大。可是由于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进一步推进改革会越来越多地触动政府和政府官员自身的权力和利益，改革的阻力非常大，也由于改革的进步，使中国经济开始崛起，各级政府官员普遍自我感觉良好，不觉得需要推进进一步的改革。

比如说，政府机关的内网和外网之间是采取物理隔离的方式、还是逻辑隔离的方式，中科院计算所所长李国杰院士首先提出了加强顶层设计的问题。这一决定非常具体，受到国内外的普遍好评。

其中最主要的缺陷是，1992年以后就不再像过去那样，把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并提。目前，各界人士正在对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进行热烈的讨论。这种情况到80年代中期已经发生了改变。这种政府主导的发展道路，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从西方各国政府短期政策中得到鼓舞。

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现代市场经济所必须的法治没有建立起来。进入 吴敬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经济体制改革 。

其优越性似乎也得到了某些短期业绩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既无压力也无动力，于是改革步伐开始放缓。

此后，1997年中共十五大又提出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对国有经济进行有进有退的战略性布局调整，以便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所以，就提出了一个顶层设计的问题。

这一方面表现为它还保留着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若干重要因素，其中集中表现为，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国有经济对市场的控制。在这个顶层设计确定以后，就开始了经济改革的总体规划，即各个领域改革方案和它们之间配合关系的研究。增值税扩围试点，也是上海市最先提出的，这项对发展我国的服务业很有意义的改革，很快就得到了一些大城市和国家财税部门的积极响应，有望加快增值税最终向消费型转型的步伐。对于政治改革的讨论，也大体上涉及三个领域：一个是法治，一个是民主，一个是宪政。

时任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的刘鹤主持了这场讨论。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上，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部主任科尔奈(Janos Kornai)有一个关于改革目标模式的重要发言，提出现代经济的体制模式分为行政协调和市场协调两大类，两大类又分为直接行政控制、间接行政控制、没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4个子类，科尔奈倾向于选择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作为改革的目标。

我认为，这多少是对顶层设计的一种误读。以下，我就这段时间对此问题的思考，谈一些个人见解。

实践中还出现了一些样板工程，例如被中国模式的支持者所盛称的高铁奇迹，还有某些地方依靠政府的强力动员和大量注入资源实现的超高速发展等等。但是，进行顶层设计一定要倾听民众诉求，与从下到上的创新相结合，从地方政府主动探索获得启发和经验。